为什么聪明人不会更快乐？
为什么聪明人并没有更快乐？——Adam Mastroianni
看待智力的新视角
2022年8月10号
智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能力，其中包括推理、规划、解决问题、抽象思考、理解复杂观念、快速学习以及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它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不仅仅是一种狭窄的学术技能，也不仅仅是应试方面的小聪明。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更广泛也更深层的能力，即理解我们周围环境的能力，也就是“领会过来”“搞明白”事物，或者“弄清楚”该怎么做的能力……按照这样的定义，智力是可以被测量的，而智力测验也确实能够很好地测量它。
智力听上去确实很诱人。谁不想“领会过来”并“搞明白”呢？说实话，“弄清楚”该怎么做，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了！
按理说，拥有更多这种心智能力的人，理应过得更幸福。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应该能够运用自己更强的解决问题能力把它解决掉。更聪明的人应该更善于制定计划、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应该更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之后犯更少的错。所有这些加起来，本应让聪明人过上一种会让他们感叹“这人生太棒了！”的生活。
所以，更聪明的人理应更幸福，对吗？
好吧：这项荟萃分析给出的结论是 [否]（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4815376_Does_Intelligence_Boost_Happiness_Smartness_of_All_Pays_More_Than_Being_Smarter_Than_Others）。另一项则认为 [也许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https://www.gwern.net/docs/iq/1998-deneve.pdf）。英国这项规模较大、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 [发现]（https://sci-hub.se/10.1017/s0033291712002139），在智力测验中得分最低者，其幸福感仅略低于其余人群；除此之外，大体上也就如此。
我还从 [综合社会调查]（https://gssdataexplorer.norc.org/home ）中提取了数据。该调查包括：（a）一项简短的词汇测验，其成绩 [似乎]（https://gss.norc.org/Documents/reports/methodological-reports/MR111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GSS Wordsum Vocabulary Test.pdf ）与更长的智力测验具有相当不错的相关（你可在 [此处]（https://planspace.org/20220101-try_the_gss_wordsum_questions/ ）试做）；以及（b）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简单测度：“总的来看，你觉得近来各方面情况怎么样——你会说自己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在跨度 50 年的数据与 30,346 名受访者中，词汇测验得分更高的人，幸福感反而 略 低了一些（r = -.06，p < .001）。
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我们的测验本身就有问题自由。对智力的心理学研究有一段 [漫长而灰暗的历史]（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lligence_quotient#IQ_testing_and_the_eugenics_movement_in_the_United_States ），其中充斥着种族歧视以及对贫困群体的偏见（“[三代低能儿就足够了]（https://education.blogs.archives.gov/2017/05/02/buck-v-bell/ ）”），因此我们自一开始便应心存怀疑。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在 [尝试]（https://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2Ft14354-000 ）建构无情感偏向的测验，但 [要做到这一点]（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14662168100500309?casa_token=S8S8hrFW2KUAAAAA:83m3hcMT0tNAftX9MYadXlVzz8MZ-FB5Z2KQugTwdB1XQmyTgVHv7SlkYWF1HqZCls0lxlim1InXHQ ） [十分困难]（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744-6570.1972.tb00828.x?casa_token=hB0TdBnzAPsAAAAA%3A86panrQGOHm7h5yVMGPXruRPJgJUROsXJvlcw40jEBJeYZ68Ni_Rn_pHyCPZUMoNnxqETeGihvjWc8wZ ）。再者，当你 [按表现向受试者付酬]（https://www.pnas.org/doi/full/10.1073/pnas.1018601108#sec-7 ）时，人们在智商测验上的得分会更高；由此看来，表面上的“智力测验”，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在测你究竟愿意下多大功夫。
但即便智力测验衡量的大致不过是诸如“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获得成功的能力”或“愿意努力付出”之类的东西，这也只会使问题更显扑朔迷离：无论这种不公平令人多么难以接受，那些人难道不该拥有更幸福的人生吗？
而且，这些测验很可能 确实 测到的并不只是特权与努力。心理学界对智力测验向来不乏质疑，但即便最激烈的怀疑者也 [认为]（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23093686.pdf?casa_token=qStwqh4dZUkAAAAA:vpYyUCiGLL8PQ0GgXqBFagHxcv8Pm8yEvDz7LL6-KfNtwjRcsAgWhefEl_US8D2ZXVVaKkUgzdVbhcKabuGzHkcokhvIUWOtR0p7Gvx1M-u-E6CU6zbg ），智商仍能预测诸如学业表现如何、会从事何种工作之类结果——即便把所有那些批评意见都考虑在内。那么，它为何却不能预测你是否过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刺穿斯皮尔曼
我认为这起谜团要归咎于一个人，他的名字是 [查尔斯·斯皮尔曼]（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Spearman ）。
早在一九〇四年，斯皮尔曼就注意到一桩怪事：在学校某一门科目上成绩较好的孩子，在其他科目上往往也 [表现不错]（http://94.200.75.214/DL/general_intelligence.pdf ）。当然，这些相关从来谈不上完美，但确实相当高——即便在那些看似彼此迥异的科目之间（例如法语与数学）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斯皮尔曼推想，人类要解决形形色色的问题，必定依赖某种一般性的心智能力。他后来在 [写道]（https://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wpskbvst/items?canvas=17 ）：
同一个人在形式与题材的一切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在凡是能够进入意识范围的认知侧面之中——所持续表现出的这种“趋向成功”的倾向，似乎唯有诉诸某种比意识现象更深层的因素，才能够得到解释。
很有助益的是，他还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示意图：
智力！
我认为，这正是此后 119 年间智力研究一路走偏的症结所在。倒不是说斯皮尔曼的结论不牢靠——事实上，它们已被一再重复验证。到了今天，几乎每一篇讨论智力的论文，在开头都不得不写得像 [这篇2006年的综述]（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Jelte-Wicherts/publication/289963376_A_dynamical_model_of_general_intelligence_The_positive_manifold_of_intelligence_by_mutualism/links/5710ceaf08aefb6cadac0b21/A-dynamical-model-of-general-intelligence-The-positive-manifold-of-intelligence-by-mutualism.pdf ）那样：
在智力研究中，有一项经验现象已得到牢固确立：认知任务上的测验分数会呈现正相关流形，也就是说，这些分数几乎总会彼此呈正相关，只是相关强弱不一。这意味着，在某一认知测验上得分较高的人，往往在其他认知测验上也会得分较高。正流形是一种稳健的现象。
斯皮尔曼的统计结论是可靠的，但其解释并不成立。他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真正做到——观察到“在形式与题材的一切变化之中，始终存在一种成功的倾向”。之所以看上去仿佛我们已经把形式与题材都尽量换了个遍，不过是因为关于“究竟是什么使它们彼此不同”，我们所持的理论本来就是错的。
我们会以为数学、词汇、法语、音乐等测验彼此不同：有的侧重文字，有的侧重数字，有的侧重声音。然而心理学与一切科学一样，要义之一正是在看似相似的事物中辨析差异，又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中发现共性。若心理学家真要有朝一日列阵出征，纹章图案的一个恰当候选，或许是著名的缪勒—莱尔错觉，那两条看起来长短不一、实则等长的线段：
这可把经济学家们吓得不轻！
正如那两条线，我认为我们林林总总的智力测验，彼此间的差别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大。它们都充斥着各类题目，而这些题目在少数几个重要方面彼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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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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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是否成其为问题、以及是否已被解决，并无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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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具有明确的边界；相关信息与可能采取的行动在数量上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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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可以重复出现。细节虽然可能变化，但用以解决问题的流程并不随之改变。
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很合适的名称，叫作 界定明确。界定明确的问题可能非常困难，但它们并不神秘。你可以把解决它们的步骤写下来。你也可以把它们放到考试中。事实上，标准化考试中的题目 必须 是界定明确的问题，因为它们需要无可争议的答案。将一个词与它的同义词匹配起来、求出梯形的面积、把图片按正确顺序排列，所有这些智商测试中的常见任务，都是界定明确的问题。
斯皮尔曼关于人们在解决界定明确的问题的能力上存在差异这一点是对的。但他错在认为，界定明确的问题是 唯一 一种问题。“为什么我找不到可以共度一生的人？”“我应该当牙医还是舞者？”以及“我怎样才能让我的孩子不再哭闹？”这些都是重要但界定不清的问题。“我们大家怎样才能和睦相处？”不是一道选择题。“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该怎么办？”也不是。而且，更擅长旋转图形或记住各州首府，并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大家多少也和斯皮尔曼一样难辞其咎，因为每个人都谈论聪明才智，好像它是单一的一种东西。你在 Google 上搜索“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大多数结果都会是物理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国际象棋大师。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但它们是界定明确的，因此很容易给人们排出高下。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象棋选手，就是那个能打败所有其他人的人。最好的数学家，就是那个能解出别人都解不出来的问题的人。这就让人觉得，最好的国际象棋选手和数学家不仅是在各自领域里最聪明的人，而且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活着这一界定不清的问题
不幸的是，“解决界定不清的问题的能力”并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概括。洞察力、创造力、行动力、自我认知，它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又并不构成全部。智慧 是最接近的说法，但这个词又带着某种陈腐感和庄严感，而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不只是像“你要怎样才能过上美好的人生”这类戏剧性的问题；它们也包括像“你要怎样办一场成功的聚会”和“你怎样弄清楚今天该做什么”这样的日常问题。
识别那些擅长解决界定不清的问题的人，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去看哪些人对自己的生活感觉良好；“我怎样才能过上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正是一个极其棘手的界定不清的问题。它的规则并不稳定：让 你 快乐的事情，可能会让我痛苦。它的边界也不清晰：从字面上说，我做的任何事都可能让我更快乐，也可能让我更不快乐。这些问题也不是可重复的：让我在 21 岁时感到快乐的东西，到我 31 岁时未必还能让我快乐。没有别人能够完全确定我到底快不快乐，而有时候，甚至连 我自己 也不确定。事实上，有些人甚至会声称，不管我自己怎么说，只要我还没有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内心、没有达到涅槃，或者没有坠入爱河，我就并没有 真正 快乐；如果我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以为自己快乐，那只不过是我对快乐究竟是什么产生了误解！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智力测验中得高分、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赢很多盘的人，并不会比那些测验不及格、下棋总输的人更快乐：界定明确的问题和界定不清的问题，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解决能力。人生可不是国际象棋！没有人对规则意见一致，棋子各行其是，而棋盘覆盖着整个地球，也覆盖着你的内心世界，甚至可能还包括若干个形而上学的层面。
如果你这么聪明，为什么又这么愚蠢？
这里还有另一种看待这件事的方式。
假设你想测试人们的数学能力。你设计了一份测试，把它发给一群人作答，做了各种心理测量分析，等等。你对自己的数学测试感觉相当不错。结果后来你却发现，那些在你的测试中拿到高分的人里，有些人竟然会说出“二加二等于 19”和“88 是最大的数字”这样的话。那你一定会对自己的数学测试感到很尴尬，因为很明显，它根本没有测量出数学能力，假如它测量出了任何东西的话。
这正是我们在面对那些声称能够测量人的“推理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测试时所处的境地。Christopher Langan 这个人，能在 IQ 测试中拿到高得惊人的分数，却相信 9/11 是一场内部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专门为了让公众忽视他的理论；他还声称，银行不给他贷款是因为他是白人。John Sununu 据说 IQ 高达 176，但他后来还是不得不辞去 George H.W. Bush 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因为他乘坐军用喷气机 去看牙医。Bobby Fischer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选手之一，但他也曾声称，希特勒是个好人，大屠杀并没有发生过，而且“犹太人为了他们的血而谋杀基督教儿童，而且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这么做”。还有，那份不断变长的名单上列着一批精英大学的教授，他们因为诸如性骚扰同事和学生、完全捏造数据，或者与一个已知的恋童癖来往密切之类的事情，而受到处分或被解职。这些人本来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些人，被赋予了卓越的解决问题能力。然而，他们却依然无法解决一些最基本却界定不清的问题，比如“保持对现实最起码的把握”“做一个好人”，以及“不要犯下会改变一生的严重错误”。
看看我们的“杰作”，然后绝望吧
还有 另一种 看待这件事的方式。
在过去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解决了大量界定明确的问题。我们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我们登上了月球。我们造出了更好的汽车、冰箱和电视。我们甚至还变得更聪明了 约 15 个 IQ 点！而我们这番惊人的成功，又让我们感觉如何呢？
那么：
所有那些进步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快乐哪怕一点点。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如果解决一大堆界定明确的问题，并没有让我们的前人更快乐，那么这大概也不会让 我们 更快乐。你与永恒幸福之间的障碍，很可能既不是你家电视的尺寸，也不是你解答 瑞文推理测验 的能力。
（说明一下，我仍然认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是好事。小儿麻痹症糟透了，而登上月球则很了不起。）
我真希望我们能更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让那条亮绿色的线往上升，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界定“过上幸福人生”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如果你在挨饿、孤独，或者承受痛苦，那么当你得到食物、朋友和解脱时，你很可能会变得更快乐。可在那之后，效果就会非常迅速地递减。你可以尽情阅读各种积极心理学的内容，去上在线版的幸福科学（“耶鲁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课程！”），读我那篇关于破解享乐跑步机的文章，冥想，锻炼身体，并坚持写感恩日记，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你也许只会变得稍微更快乐一点。至于其他任何你以为会让你脸上永久挂着灿烂笑容的东西，你多半都想错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寻找一种能从根本上改变你幸福感的方式，那你或许更应该去读一些古老的东西。遥远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似乎都痴迷于弄清楚该怎样过上美好的人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佛陀、孔子、耶稣、马可·奥勒留、圣奥古斯丁，甚至一直到梭罗和维韦卡南达都是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类东西显然就不再时兴了。
而且，说不定这只是因为，在“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界定不清的问题上，已经没有更多进展可取得了。但大多数界定明确的问题，最初也都曾是界定不清的。比如说，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怎样登上月球”都是一个 hopelessly 界定不清的问题。只有当你知道月亮是一块可以着陆的大石头，而不是比如说一位漂浮在天空中的神，这个问题才说得通。我们慢慢为这个问题加上了一些明确的界定，然后有一天，我们真的把一个家伙送上了月球，他在上面走来走去，仿佛在说：“我现在在月球上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弄清楚怎样才能过上美好的人生。这件事显然值得我们继续努力尝试。
但是，难道不是存在多种智能吗？
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一般”智能并不只有一种的人。几乎就在斯皮尔曼开始宣称，智能主要是一回事的时候，另一些人就开始说，智能其实是许多不同的东西。（这就是科学，宝贝！）如今，这一理论最流行的版本认为，人类大概有八种智能，范围从“视觉-空间”到“身体-动觉”。我对这种看法是有些认同的，因为它试图解释人类能够做到的各种古怪而奇妙的事情。不过，它有两个大问题。
问题一：人们极少尝试去为这一理论寻找任何证据。而当他们真的这么做时，他们发现，那些在多种智能中的某一种上得分高的人，往往在其他几种上得分也高，正如一百年前的斯皮尔曼所预测的那样。
问题二：当你把每一种人类活动都贴上“某种智能”的标签时，你也就放弃了任何去理解这个世界中的问题结构，以及人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我们可以随意发明任何自己想要的分类；这些分类并不是上帝赋予的。之所以采用某些分类而不是另一些，唯一的理由就是，有些分类有用，而有些则没用。
例如，我们本来也可以创造出一张按字母顺序、按颜色，或者按味道好不好来排列元素的元素周期表。但我们最终是按原子序数来排列它们，不是因为那是它们“真正”的顺序，而是因为这种排列方式有用。它能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嘿，我们已经有 62 号和 64 号了，那会不会还存在一个 63 号呢？我们应该去找找看。”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能让我们花最少代价获得最大收益的智能分类方式。“智能是很多种东西”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那些据称彼此不同的测试中表现却往往相似；而“智能主要是一回事”又回答不了一个基本问题，比如“为什么聪明人并没有更快乐？”但如果我们把智能划分为解决 界定明确 问题和 界定不清 问题的能力，这两个挑战就都能应对。
而且，这还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全部。
好了，接下来就是关于 AI 的部分了
人们把 AI 看作一大团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把这团东西变得更大，它就能解决更难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的确一直如此：体量巨大的 AI 如今已经能够驾驶汽车、击败我们最伟大的国际象棋选手，以及预测蛋白质将如何折叠。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我们正一路狂奔，奔向一种能够完成人类所能完成的一切事情的“通用”人工智能。但如果你把问题分成 界定明确 和 界定不清 两类，你就会注意到，AI 迄今为止的所有进展，都发生在 界定明确 的问题上。这正是人工智能 所做的事。为了让 AI 解决某个问题，我们必须给它可供学习的数据，而选择这些数据，本身就要求我们先对这个问题加以界定。
这并不意味着 AI 迄今为止所解决的问题是愚蠢的或无足轻重的。它们其实都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只是它们全都是界定明确的问题。我们也应该预期这种模式会继续下去：对于任何界定明确的问题，AI 最终都会表现得比人类更好。但对于界定不清的问题，AI 则毫无办法。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人类四处活动，去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类式事情。
“那 GPT-3 呢？它会写电影剧本！那 DALLE-2 呢？它会画画！”这些 AI 耍了一个巧妙的花招：它们让人觉得自己是在解决界定不清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底层它们真正解决的还是界定明确的问题。GPT-3 其实并不会真正写电影剧本；它只是在预测接下来应该出现什么词。DALLE-2 其实并不会真正画画；它只是在把词语和图像对应起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这也正是为什么你需要如此庞大的一团 AI。但它们遵循着清晰且不变的规则，有着明确的边界，而且你能精确地知道自己何时把它们解决了。它们都是界定明确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 AI 艺术并不是艺术。）
假如你在古希腊启动了一个超级聪明的 AI，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灌输给它，然后问它怎样才能登上月球，它会回答：“你不可能登上月球。月亮是一位漂浮在天空中的神。”那你要怎样才能让它意识到，月亮其实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呢？这就是一个极好的、界定不清的问题，而我并不指望 AI 在短期内能解决它。
向我奶奶致敬
把智能划分为解决界定明确问题的能力和解决界定不清问题的能力，还有最后一个好处：它提醒我们，应当把尊重给予真正值得被尊重的地方。
对于那些擅长解决界定明确问题的人，我们向来毫不吝惜地阿谀追捧。他们可以被称作“教授”和“博士”。我们付给他们很多钱，让他们来教我们东西。他们还可以加入像 Mensa 和 Prometheus Society 这样的排他性俱乐部。（顺便说一句，Mensa 那个解释 IQ 的页面 对于智力测验曾被用来伤害他人的那段黑暗历史只字不提，而你可能会以为，这么一群自作聪明的人，总该会，怎么说呢，动动脑子，用更细致一些的方式来讨论这些事情。不过我懂什么呢，我不过就是个大笨蛋。）
那些擅长解决界定不清问题的人，并不会得到同样的赞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头衔，也没有什么专属俱乐部。也不存在某种考试，让他们去考一下，就能吐出一个夸张得不得了的大数字，从而让所有人都对他们肃然起敬。
而这实在很可惜。我的奶奶不知道怎么使用电视遥控器上的“input”按钮，但她知道怎样养育出一个家，家里的人都善良且彼此相爱；知道怎样在悲剧之后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也知道怎样做出完美的南瓜派。我们有时会居高临下地把这种智慧称作“朴实的”或“乡土的”，仿佛回答选择题才算是 真正的 智能，而把过上一种美好、充实的人生，看成只不过是某种带着乡下气、哎呀真可爱的小玩意儿，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才会做的事。
把这种智能排除在我们的定义之外，受伤害的不只是我们的奶奶，也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你不重视解决界定不清问题的能力，你就永远无法获得更多这种能力。你不会去寻找那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并试着向他们学习；当他们有重要的话要说时，你也不会听。你会用一辈子试图靠聪明才智来解决问题，而你真正需要的其实是智慧。然后你还会纳闷，为什么这一切似乎始终都不真正奏效。你所有的优化、你拼命追求成就与进步、你那场无情地要把生活中所有界定明确的问题从生活里统统清除掉的征战，实际上似乎并没有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如果你正陷在那些界定不清的问题里，试图用你那套干练的、解决界定明确问题的技巧去应对，而你又足够幸运，在这世上仍然有一位像我奶奶那样的奶奶，那么，天哪，去看看她吧。闭上嘴，安安静静地听她讲一会儿。等你学到了点什么之后，也许可以问问她，需不需要你帮忙弄一下她的电视。